与“死神”擦肩而过，对这位43岁的法官来说，已经像吃饭、喝水一样“日常”。

转自：中央政法委长安剑

“差几秒钟！运气啊，真是运气！”

看到眼前景象，70岁的著名纪实摄影师焦波连连惊呼。

在他们眼前：一边是高耸入云的悬崖，一边是落差几百米的峡谷。就在中间那条蜿蜒小路上，前方20米，山体滑坡轰然来袭。

“这次不算大的。有的大石头，得四五个人才能一起推出去。”

对法官邓兴而言，这样的路，他已走了15年。

尽管他知道，假如再早几秒钟，滚落的山石，就会把他们的车推出去、压扁。与“死神”擦肩而过，对这位43岁的法官来说，已经像吃饭、喝水一样“日常”。

他们在往独龙族去，在很深很深的山里，为了一棵花椒树。

邓兴，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人民法院院长。黑，微胖，眼睛亮。

如果脱了制服，很难有人把他的形象，与法官连在一起。

在我们脑海中，法官似乎都“自带光环”：身穿法袍、正襟危坐在法庭，槌起槌落，为一个个矛盾冲突定分止争……但这周五晚江苏卫视播出的《致敬中国英雄（政法季）》，主人公邓兴，却“藏身”深山老林，总是做“户外极限运动”。

比如，坐溜索、过独木桥、爬山涉水、吃刺莓、砍蛇！

与记录者明星严屹宽、摄影师焦波在一起拍硬照时，邓兴是这样——

其实，他的日常是这样——

邓兴必须如此。

因为广袤的中国大地上，他所在的地方，在西南边陲，北临西藏，西接缅甸。海拔在2000米到4300米之间，不断地下降上升，沟壑纵横。要打官司的人与法院之间，经常隔着几百公里的深山峡谷。

所以，相比在有屋有顶的室内，邓兴做法官，更多是这三个字——“在路上”。

比如，一大早，严屹宽和焦波见到的邓兴，就没在一个地方“把屁股坐热过”：上午，在村头调解一起离婚案；中午，回法院开庭一起交通肇事案；下午，匆匆出发去独龙族，审理一起亲姐妹间的花椒树契权案。

独龙族，住在深山中的深山。

他们是云南人数最少的少数民族，只有6900多人。大多数人只会说独龙族语，一棵花椒树，就是一笔必须争取的财产。

更值得一提的是，连通独龙族与县城的路，是“全中国最危险的道路之一”。不仅有壁立千仞的悬崖，还有惊涛拍岸的江河，野蛇出没的深山。

“中国或许再没有这样一条路了，塌了就修，每隔一两公里就有个挖土机，随时挖。”拍摄这集的导演回忆。

这里的老百姓要打官司，谁来冒这个险？答案已经有了。

其实，第三个行头叫“溜板”。人坐在上面，挂在一条溜索上，穿过滚滚独龙江。有弹幕说：“看那套溜索和溜板，磨损得很厉害了。”可见，往往返返，邓兴“溜”过了多少次。

在深山开庭，邓兴他们的行头，不止溜索。

国徽、布标、电脑、打印机，都是“标配”。国徽，邓兴背在身上。走一路，就要背一路。

邓兴做法官，“危险”绝对是绕不过去的关键词。

首当其冲是塌方和山体滑坡的危险——

到独龙族的路，“几分钟内就可能塌方，一天能塌5-6起”。邓兴的法官助理、独龙族小伙子小方，在路上，讲了一段童年往事：

“小时候读初中，走的是一条人马便道，9月份去读书之后，来年7月份再回来。”

“大半年雪封山，走一次路，要花三天的时间。”

“而且走的比较慢，还得自带干粮。”

“有孩子回家，路上被山体滑坡夺走了生命。”

“太想家了，而且年纪又小，才11-12岁。”小方说。

听到这里，严屹宽掉下泪来。

直到1999年，县城到独龙江的公路修通，才结束了大雪封山的历史。

但，他们现在走的这条路，沿途仍然异常凶险。这是通往大山深处唯一的山路，将近150公里。

一路上，雨水不断，塌方不断。

文章开头的一幕，只是“惊险的开始”。此后，汽车走走停停，清理了这轮，又来一轮更大的巨石。甚至，在一行人参与清理道路时，还有石头不断落下来。

这边，是滚石掉落。那边，就是万丈深渊。

大路不通，只有选择小路过独龙江。独木桥的危险接踵而至——

这是一块块长木板拼接而成的“桥”，靠着几根绳索的支撑，悬在半空中。长木板，窄得只容一人通过。

“你不要看江水里面，你看着对面、踩稳一点，手的话就慢慢抓。”助理小方叮嘱。

邓兴背着国徽先过。

摇晃。稳住。再晃。再走。

“这个画面，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。”严屹宽说。

严屹宽第二个过桥。他记录的画面，是这样——

焦波踩在桥上时：“到中间不敢低头，眩晕。”

上面，雨哗哗地下；下面，江滚滚地流。

平安过桥，只是一个起点。接下来，是穿越深山雨林的危险——

过这段路需要砍刀。因为灌木丛生，还有野蛇出没。

不过，在苦哈哈中，一行四人“苦中作乐”。“瞄”上了路边野果。

小方兴奋地喊：“刺莓，别浪费。这个能吃的！”

邓兴也说：“我们平时下乡，都是吃这个的。”

尝一尝，甜着。

正如这一路，有刺。但是当距离独龙族越来越近，当小方唱起自己民族的山歌，心里，甜的。

有人问，这么冒险，有必要吗？这么“自讨苦吃”，值吗？

邓兴法官觉得，这是“责任”。

穿过雨林，距离“花椒树姐妹家”，还有4-5个小时的路。他们一行四人，当晚借宿在老乡家。

在篝火旁，邓兴做出了他的回答。

“我觉得很值。”

不仅如此。

邓兴说，深山里的巡回法庭，也能起到“宣传普及法律、以案说法”的作用，更有利于“法院返回来查明案情”。

其实，早在这趟行程刚出发时，海拔1400多米往上，耳朵已越来越不舒服。焦波就问邓兴：“是不是无论案子有多大，无论路有多远，无论路上有多艰难，都得去吗？”

邓兴说，是。

“不能给法律留死角。”“只要有老百姓的地方，有纠纷的地方，法院就一定要开到。”

其实，另有一份责任，是属于邓兴自己的。

节目一开始，弹幕中说，邓法官“皮肤那么黑，一定没少风吹日晒”。这话对了一半。另一半原因是，邓兴自己是傈僳族法官。

所以，他的责任里，有一份对乡亲的感情在。

所以，当看到邓兴法官一行，翻山涉水，如此坚定。有个高赞弹幕说：

“看着就很难，揪心！还有国徽的负重，是责任，责任！”

也有观众这样留言：

困难远没有结束。第二天，他们继续向着独龙族进发。

清晨7:00，过溜索。

因为焦波老师已经是七旬老人。为了减轻他的负重，邓兴和小方“包圆”了他们的行李。

在自己过溜索前，邓兴郑重嘱托给了严屹宽一样神圣的东西——国徽。

严屹宽愣住了。

责任，不是嘴上说说。它像一种气场，一种气息，能传递的，也能感染人心。

溜到中间，U形索道开始进入艰难的“爬坡期”。

严屹宽双手紧握，一步一挪。

当最终双脚触地，严屹宽说：“我悬在半空的心，终于放心了。但我也彻彻底底体会到了，当时邓兴法官的那种，不容易。”

其实，做法官的邓兴也“柔软”。

焦波老师过溜索，他和严屹宽仿佛一对弟兄，死命下压滑索，让这一头“低些、再低些”。

下了溜索，再过丛林，一行人终于抵达独龙族村寨后，没喝水，没休息，邓兴直接找到了那棵花椒树。

他体谅一棵花椒树的价值。

原来，这片花椒林是母亲在两姐妹成家时，分给她们的。有争议的那棵花椒树，前几年一直是妹妹在采。这几年龙元花椒越来越有名，价格能卖到一公斤七八十块钱，这棵树年产十多公斤干花椒。

“至少700-800元，对她们来说还是挺多的。”

他耐心调解，希望姐妹能以都满意的方式，解开心结。即使自己的意见没被采纳，也不慍不恼，不做强求。

选择开庭后，在偏僻深山，该有的仪式感，一样不能少。

他也体察，在乡村，“判决容易执行难”。所以，用了巧劲，找来了两姐妹的母亲给她们提供一个“都能接受”的方案。

最后，他宣判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：花椒树收益，姐妹都同意一人一半，并放弃其他诉讼请求。

案子小吗？很小。在外人看来，小得几乎不值一提。

但，在国徽下，在法槌下，在围观的老人和孩子的目光里，谁说这不是一种熏陶？一种对未来的滋养？

最柔软的瞬间，发生在接下来的一刻。

席地而起的巡回法庭结束后，焦波老师给邓兴准备了一份礼物。

一块幕布，揭下前后，邓兴法官的表情，仿佛换了个人——

原来，这个礼物，是父母的一张幸福合影！

这对朴实的傈僳族老夫妇说，“一定要把案子办好”。

“到远处办案的时候，自己也要小心。”

他们口中的阿邓，终于哭了。

眼泪止不住地流。流。流。

拍摄这组照片的焦波说——

他的眼泪里，有想念，有感动，也有亏欠。

仅2004年1月至2013年12月，由邓兴个人审结的各类案件就有575件，占福贡县人民法院审结案件总数的36%，调撤率达80%以上。

虽然是院长了，但他还是一个溜索、两脚泥。

邓兴把对家人的亏欠，织进了深山大江里，织进了对法律的信仰里，织进了对乡亲的感情里。

溜索，从这一头到那一端。

攀爬，从谷底到山巅。

你的肩上，是善与恶的天平；

你的背上，是国家的荣耀，

是法律的尊严！

这一切，为的很简单——

心中有秤，世间有法。

罪有所惩，善有所报。

致敬，邓兴法官！

致敬，中国英雄！